打扫战场时，王近山越看越不对劲，后脊背一阵发凉，他猛地一拍大腿：坏了，这回真捅了马蜂窝了！
韩略村那场仗，怪就怪在打扫战场的时候。公路边的烟还没散，车板子烧得发黑，战士们弯腰翻检，越翻越不踏实。枪支没有想象中多，日本军刀却一把接一把冒出来。普通兵哪会带这么多刀？王近山看着那些冷冰冰的刀鞘，心里大概咯噔了一下。
这不是普通车队，八成是咬到硬骨头了。
可这块硬骨头，原本并不在他的路线上。
一九四三年十月，太岳抗日根据地被冈村宁次压得很紧。两万日军扑过来，不再是过去那种抢一阵、烧一阵就走的打法，而是摆出所谓“铁滚式三层阵地”。
先合围，把人往小地方挤；再用优势兵力往前碾；末了还细搜，像拿篦子刮头皮。八路军会游击，可敌人如果一层一层压住山沟、村庄、粮道，游击的身法也会被勒住。
陈赓那时是太岳军区司令员，手里本来就紧。偏偏陕甘宁边区又传来危险消息，蒋介石方面集结重兵，中央安全不能不顾。日军在东边磨刀，延安方向也需要人护着，陈赓只好把王近山派出去。王近山任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，带十六团西进，过黄河，奔延安。
命令很清楚，保卫中央，路上别贪打。
这句“别贪打”，专门是说给王近山听的。这个人外号“王疯子”，不是喝酒喊出来的虚名。他十几岁参军，跟敌人肉搏，打不过就抱着人往山崖下滚，命大，自己活着爬回来。后来当二十八团团长，还是冲在前头，一个团敢硬碰敌人一个旅。徐向前见过他胸口中弹后继续往前冲，头上又挂彩，心都悬起来。陈赓信他能打，也怕他一打起来刹不住。
到了韩略村附近，十六团藏进山沟休整。这里靠临屯公路，离日军腹地很近，村东还有敌人岗楼。说危险，真危险；说有机会，也真有机会。敌人觉得这地方在自己肚子里，车队未必时时绷着弦。当地群众帮着遮掩、送补给，民兵盯着动静，山沟和公路又正好能卡住车辆。仗有时候不挑你准备好的地方，它自己撞上来。
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清晨，侦察兵带回消息，车队正往韩略村方向来。前面是三辆小汽车，后面跟着十辆卡车，一共十三辆。有人提醒王近山，陈赓交代过，不能在路上纠缠。王近山听了，还是决定打。他不是没听命令，也不是图痛快。
他看的是车队、地形、敌人警惕性，还有打完能不能撤出去。责任他担，仗要快。部队随即布置开来，卡头、堵尾、两翼夹击，能把车队截断，就不能让它喘匀气。
枪声一响，公路上立刻乱了。前面的车走不了，后面的车退不回，中间的人被挤在火力里。日军毕竟不是草包，很快组织抵抗，机枪压得人抬不起头。十六团硬往上顶，近处打，贴身打，把敌人的火点一个个压下去。伏击结束时，我军伤亡五十余人，十三辆车上的日军被歼，车辆也毁在路边。这代价不轻，可战果沉甸甸。
这场伏击不能只看一个“猛”字。韩略村离临汾不远，周围据点伸手就能够到，枪声传出去，援敌随时可能压来。十六团留下来作战的力量并不宽裕，还要顾着辎重和后续行军。王近山心里有账，不能把全团都摁在公路边赌命，所以才把战斗压成一锤子买卖，砸中就撤，不给敌人喘气，也不给自己添乱。
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，是战利品。刀多，枪少，人数和缴获对不上。王近山没在原地琢磨太久，脑子里那根线还没断：陈赓说过，不能恋战。这里是敌占腹地，打得越漂亮，敌人反扑越凶。他立刻带队撤走。后来日军两个联队追过来，只看到被打烂的车和空下来的山沟，火气再大，也只能扑个空。
王近山抵达延安后，见到了毛主席。照规矩讲，他半路主动伏击，确实有抗命味道。可毛主席没有责备，反倒夸他敢打没有命令的仗。这话听着痛快，骨子里却很严。它夸的不是乱冲乱撞，而是临阵判断。战机有时就像草窠里的兔子，一蹿出来，眨眼就没。等层层请示，十三辆车早开远了。
后来才知道，被歼的不是普通运输队，而是日军观察团，成员多是各地抽调来的优秀军官，其中还有旅团长级人物。冈村宁次费心摆出的新招，本来要让这些人观摩学习，转头再拿去祸害更多根据地，没想到课堂还没铺开，就被十六团掀在韩略村公路边。那些日本军刀，不只是战利品，更像敌人来不及收回的脸面。
王近山的“疯”，不能只按莽撞理解。
他敢咬，也知道咬完就走；他敢担责，也没忘延安方向还有更大的任务。陈赓担心的事发生了，陈赓交代的底线又被他守住了。
战场常常就是这么拧巴，胆大和守纪并不总是两条死路，关键看人能不能在火星四溅的瞬间，把分寸攥住。
韩略村路边，烧焦的车壳还冒着热气，一把把军刀躺在尘土里，冷得扎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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